泰国人民生活

储江梅
发布时间：2024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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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1996年，泰国再次调高最低日工值：曼谷及附近地区法定最低日工值为157铢，清迈、攀牙、呵叻、罗勇、北标、春武里等六个主要府或城市为137铢，其他地区为128铢。2001年，曼谷、北揽、暖武里、普吉、巴吞他尼、佛统和龙仔厝府最低日工资为165铢，春武里、清迈、呵叻、攀牙、拉农和北标府143铢，红统府等133铢。随着泰国汽车业快速发展，居民汽车拥有量直线上升，1999年约227万辆。1997年上半年人均国民收入已达2525美元。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衰退，泰币贬值、股市急挫，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泰国人民生活

中泰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汉武帝时，中国海船就经过泰国境内的邑卢没（华富里）、谌离国（佛统），航往印度的黄支国（康契普拉）[1]。在素可泰王国建立（1238年）之前，泰国境内有许多小国，各自为政，但都与中国有外交、经贸关系，如盘盘、罗斛、堕罗钵底等等。宋元时代，闽粤海商已频繁到泰国贸易，元代的泉州舶商“其所涉异国……若[“门”里加“者”]婆、罗斛，……”[2] 因贸易原因滞留或移居泰国的东南沿海人也随之增多。明朝前期，因与暹罗阿瑜陀耶王朝正式建交，由暹罗王室垄断的对中国的“朝贡贸易”发展迅速，而明后期因月港开禁，中暹私人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导致更多的东南沿海居民、特别是福建人移居泰国。明嘉靖年间，泰国已出现华侨聚居地，“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3]。清初，厦门又因大米贸易的兴盛而成为中暹贸易的主要港口。因此，十八世纪中叶前，福建沿海港口与暹罗间频繁的贸易往来，促使福建人大批移居泰国，福建籍华侨人数一直占泰国华侨的绝大多数。十八世纪中叶后，原籍潮州的达信王特别优待他的同乡，“惟潮州人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4] 使潮州掀起了往暹罗的移民潮。相反，闽暹间的贸易，因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限广州一口通商令的颁布、中暹大米贸易的衰落、广东沿海港口对外贸易的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逐渐衰落，闽籍人士移居泰国日益减少。故潮州籍华侨华人人数逐渐超过福建籍的华侨华人而稳居泰华人口的绝大多数，此种格局至今没有改变。但从地域上看，泰南地区的福建人人数一直比较稳定（许多是从马来亚再移民到泰国的），在普吉、董里、拉廊等城市尤其占重要地位。作为中华文化最重要载体的福建人移居泰国，把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泰国，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泰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丰富了泰族文化。本文仅从五个方面论及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中华文化在泰国传播的情况和福建移民所起的作用。一、福建移民直接输入了凝结着中华先进文明的各种商品，满足了泰国人民的生活需求，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输入泰国最主要的商品就是丝棉织品，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暹罗境内的暹国、罗斛、罗卫从中国输入青布、印花布和狗迹绢，费信的《星槎胜览》中也记载了中国的色绢、花绢、色缎、锦缎、缎匹等各种丝织品传入暹罗，成为暹罗各阶层人民都喜爱的衣料。除了丝绸，瓷器也是最热门的产品，尤其是明清时期，瓷器是中暹海上贸易中的大宗商品。仅公元1626年就有4艘从福建起航的商船满载瓷器到泰国[5]。据1698年6月28日的一项备忘录记载，一个北大年的中国人自中国携带了108200件瓷器到泰国，其中有奶油深盘、细盘、大盘、大细碗、小碗、酒壶、有把壶、盐碟等等（6）。泰国人把湄南河出海口的水域称为“海底陶瓷博物馆”，这里已多次打捞上各种中国瓷器[6]，附近的居民除捕鱼外，就打捞瓷器及其他物品出售。泰国海底考古专家沙扬·帕叻沙彻特先生在《从泰国湾打捞的商船对13——16世纪古瓷的研究》的学术报告中谈到，北大年、那空是贪玛叻、帕塔耶等地都发现了中国历代古瓷，包括明清时的德化瓷[7]。尤其到清朝前期的十七十八世纪，中暹贸易有了新的发展。据达信朝以后访问暹罗的首批欧洲人之一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估计，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每年约有222艘中国帆船（平均每艘为200吨）在南洋从事贸易活动，其中航往暹罗的占89艘[8]。中国出口到暹罗的商品不仅是一些供王室和贵族使用的奢侈品，更大宗的是一般民众买得起的日常生活用品，种类繁多，如罐、坛等陶器，粗瓷杯、碗、盘等瓷器，即使碎了还可以用来镶嵌图案、装饰墙壁，还有普通的本色布、丝织品、纸、伞、玩具、砖瓦、茶叶，暹罗红木乌木做成的家具，蜜饯、糖果、腌菜等食品。在商品的输入与出售中，福建移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泰国福建移民的主要职业是商人和海员。而在明清时期，海员也常常兼有商人的身份，他们在船上占有一定的舱位，携带一定数量的货物，叶羌镛《吕宋纪略》中记载了来往于中暹等国家的海外贸易船上的水手们都带有自己的货物。史金纳也谈到十九世纪上半期曼谷的市场情况：大部分中国帆船一到曼谷就变成了零售商店，船舱两旁设起临时货摊，中国商品陈列得引人入胜[9]。福建籍商人不但带来了满足和改善泰国人民生活的中国货，而且带来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带来了重商重财、敢于冒险的华南文化精神，促进了泰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意识的普及。二、福建移民也把各种生产技术传播到泰国，直接促进了泰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旧式农业国，积累了丰富的农业技术，而出国移民大多数来自农村。在十九世纪，有许多中国人在暹罗东南部、南部和西南部的某些农村定居，其中大部分是潮州人，相当一部分是福建人。他们带来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种植技术，胼手胝足，变荒山为田园。在他们的园地里，杂草除得很干净，使用死鱼、猪粪、废菜、尿肥等作肥料，并开沟引水进行人工灌溉等等，被称为出色的农艺家。得自伦敦大学的有关普吉城的历史文献记载，1790年（佛历2333年），普吉一位公爵给槟城一侯爵的一份公文中说：“余措理安排中国瓜、鸡，馈送阁下，权充菜肴之用。……”[10] 可见福建人传入普吉的中国瓜已成为泰国上层人物的馈赠佳品。其他如大白菜、芥菜、莴苣、萝卜等多种蔬菜都由中国移民传入，在泰国市场上出现，改变了泰人以鱼类为主缺少蔬菜的饮食习惯，增加了蔬菜摄入，有利于当地人民的身体健康。此外，他们还生产胡椒和甘蔗供应西方市场，生产棉花供应中国市场、生产烟叶供应当地和马来亚市场[11]，不但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也增加了泰国出口商品的种类。泰国另一主要产品橡胶，也是由马来亚移入的中国移民、主要是福建移民首先开始种植的。1891年，原籍福建龙溪的许泗章的六子许沁美从马来亚取了胶枳移植泰国，并回家乡招募华工到董里种植橡胶，大获成功。从此开创了泰南的橡胶种植事业。1908年，另一位祖籍福建的华侨陈清发在泰东试种橡胶，也获成功。至二十世纪初，华人在橡胶的生产、加工、出口方面一直占主导地位。泰南的闽南人集中于橡胶业的现象持续至今。今天，泰国生产和出口的天然胶已经居世界第一，泰国南部的橡胶产量占泰国橡胶总产量的89%，而闽南籍李氏家族的德美行则居整个泰国天然胶生产和出口之最[12]。三、随着中暹贸易的发展，中国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也传入泰国，促进了泰国造船业的发展。暹罗有着王室垄断贸易的传统，当然，统治者本人并不亲自航赴外国经商，也不经办港口的具体事务，主要是雇佣航海经验丰富的中国人，尤其是福建广东人为实际营运者，管理皇家船队的所有业务，从事朝贡贸易或私人贸易。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管驾暹罗贡船来华的郭奕逵等156人[13]，雍正二年（1724年）为暹罗国王前来朝贡的徐宽等96人[14]，都是原籍福建广东的华人；福建籍华人吴竟和杨由曾替暹罗国王驾驶“金协顺”号到中国贸易。这种情况的普遍性终于引起了清廷的注意，1807年12月就颁布了一道谕旨，禁止暹罗国王雇佣内地中国人替他从事贸易事务。暹罗《国家图书馆藏官方文献，曼谷第二王朝》第15号（1813年）列举了二十余艘航往中国的商船，其中十一艘均以“Kim”(厦门方言“金”的发音）作为船名之首[15]，足可窥见暹罗与福建贸易往来之密切。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中国的航海技术传播到了泰国，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船只上几乎都使用中国的罗盘。中国人还在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开展持续性的造船活动。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国内木材短缺，造船费用很高，一艘476吨的（约8000石）的帆船在厦门的造价约为21000元（银元），而在木材质好价廉的暹罗仅需7400元[16]。克劳福德说，曼谷每年建成6——8艘大帆船，由中国匠头指挥建造，许多暹罗人参与[17]。这个过程中，中国船匠把中国的造船工艺传播到泰国，有些技术还被当地所采用。曼谷造船中心制造的暹罗船只大部分与中国帆船相似，式样仿照中国船的模式，如拉玛一世时仿照广东福建洋船的式样建造了一种“tuakang”帆船，其船头也装饰成红色或绿色，类似广东福建的红头船、绿头船[18]。十九世纪上叶访问暹罗的厄尔见到40艘战船，船身象马来人的叭喇唬船，帆具又象中国船，至本世纪前半期，暹罗帆船的桅杆及风帆仍采用中国式的帆具[19]。四、华人也将中国的建筑技术传播到泰国，丰富了泰国的建筑艺术。泰国各地至今仍存有许多中式建筑，建于1889年的挽巴茵宫内的威哈甲隆殿（天明殿）就是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宫殿。登殿石阶中央的长方形大理石上刻着太极图，殿前悬着中国式的灯笼，殿内设御坐，正殿上刻着“天明殿”的楷书，还有两对中文长楹联。地上铺着中国式的烧瓷花砖，壁上挂着十七首墨书中国诗，祭坛的神龛中放着中国式的神主牌，内外装饰及瓷器、家具等都来自中国。历代皇像中，第三、四、五世皇穿着清朝王侯的服装[20]。福建会馆包管的仙公巷福莲宫古庙则颇具闽南神庙的风格，大门上是俩门神，两边是一付中文对联，并有十二幅梅竹之类的图画，一对红灯笼高悬门前，庙顶屋脊是龙尾翘起的两条卧龙[21]。这个古庙与宋艾哥乐的护国宫相似，护国宫也有对联、灯笼，及两龙戏珠的屋脊，另外门前还站着两石狮，左右大墙上各有龙头、虎头，两个圆内写有龙、虎两字[22]。其他如宋卡的城隍庙、清线的本头公庙、福建会馆的顺兴宫、普吉的天后宫等都是有着闽南风格的中式建筑，就象史金纳所说的那样：在暹罗湾一带以及河流三角洲上的贸易城市，仍然可以见到福建人的古庙，但自大城以北就找不到一座福建庙宇了[23]。五、福建移民把中国的风俗习惯，尤其是闽粤一带的习俗传播到泰国，影响到泰国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泰人本无祭祖的习俗。从拉玛四世时起，王室开始仿效华人设立先王牌位。后人继续仿效，把拉玛三世、四世、五世及王后的牌位设在天明殿内，牌位用檀香木制造，中间竖写着国王王后的中文名字，周边雕刻着中国式的花纹。每年农历除夕，由国王或王族代表主持祭奠仪式。福建民间广为传播的天后圣母、清水祖师等也随福建移民在泰国中部、南部各地落脚，不同神灵同处一庙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庙会活动也颇具中国特色。例如，瑰丽壮观的顺兴宫清水祖师圣殿除供奉清水祖师外，还供奉天后圣母及玄天上帝神位，中泰各方的善男信女都来上香朝拜，九皇胜会斋期更是盛况空前，配有舞龙等中国传统节目、十天左右的剧团演出，文唱武打，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福莲宫除了供奉天后圣母外，还供奉关夫子神位、如来佛祖、注生娘娘神位及本头妈。其他如福兴宫、宋艾哥乐的护国宫，普吉的天后宫都供奉天后圣母。每逢农历三月廿三日，为庆祝圣母诞辰，各地都举行盛大的游神盛会，表演舞龙等中泰民间娱乐节目。除了参与泰族的各种节日活动外，华人在农历春节、元宵、清明等节日进行的一些习俗活动，也吸引了泰族人士的参加，夹杂了泰族的节目，渗入了当地的色彩，中泰文化相互影响、交融，难以截然分开。总之，福建人在往来中泰进行贸易，继尔移居泰国的过程中，把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泰国，为当地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中医中药等等都传播到泰国，对泰国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以致于有人评论道：印度文化对泰国的影响是表现在宗教，西方文化对泰国的影响是表现在物质，而中国文化对泰国的影响是直接影响到每一个泰人的中心深

泰国人民生活

北部相对还是比较贫穷的，因为处于山区，生活状况与我国云贵地区相当，没有大工业，没有对外的大港口和关口。深山老林中除了有一些名贵药材，几乎没有什么产业。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与中国有一定的边贸关系，但是也以日常产品以及轻工业品进出口为主。但是泰国的南部临海地区就不同了，那里是现在泰国的经济发达区，社会生活情况与我国的东部地区相当，比较繁华，比如首都曼谷附近，旅游业非常发达制造业也非常进步，总之代表了现代亚洲繁华的精髓。泰国的消费水平式比较高，貌似他们老百姓的福利比TG的要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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